卢梭的榜样人生

摘要: 模仿来自于人的自爱天性,对身处社会中的人而言不可避免。

11-02 15:34 首页 哲思学意


摘    要:模仿来自于人的自爱天性,对身处社会中的人而言不可避免。在文明社会中,自爱被激发为偏爱,这导致模仿的变异、人性和政治社会的愈加腐败。在一个“模仿的社会”中,榜样区别于大部分的模仿行为,它引导人们模仿善和关注政治共同体。卢梭通过分析传统社会中的榜样典型——苏格拉底、卡托、耶稣,并结合文明社会的现实可能,以自我书写的方式创造出一个新的榜样典型,以达成引导和教化大众的目的。

作者简介:陈华仔(1979-),男,湖南郴州人,安庆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

一、引言: 人都是模仿者


卢梭把模仿视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都喜欢把自己与他人比较,并试图通过模仿他人来获得某种利益。模仿使人疏离自我,关注他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变成模仿的对象,因为模仿对象中的一些优势或特征能让模仿者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超出自我之外的实惠。虽然模仿者不能完全变成模仿对象本身,只是表面的 “像”,但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本,人们被迫不断地相互模仿。

要理解为何社会中的人都如此热衷于模仿,就必须对人性和文明社会的本性进行分析。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一文中,卢梭首先肯定了模仿来自于人的自我保存的欲望,即 “自爱”的天性,“自爱心使人汲汲于关心自己,使他远离一切使他感到为难和痛苦的事物”。但在原始人当中,自爱之心并没有发展成为现实的模仿行为,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缺乏模仿的动机: 一方面,原始人的欲望有限,“他的欲望不会超过他的身体的需要”;另一方面,大地上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原始人的欲望很容易得到满足,他们本质上是一种孤独的存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和发展,人们为了在共同生活中获得他人的关注和尊重,逐渐产生了 “偏爱之心”,不平等的生活境遇使人们感受到自我生存的危机,人类天性中沉睡的自我保存的欲望被激发。社会性的不断发展是模仿产生的根本动力,并且与人类社会永远相伴随,也与每个人相伴随。因而,卢梭说:“欲望的根源来自于我们的需要,而他们的发展则取决于我们的知识的进步。”

既然模仿来自于人自爱的天性,似乎与道德无关,在 《爱弥儿》 中,关于模仿,卢梭阐述了如下观点:

我知道,所有这些模仿的美德都是猿猴的美德。没有什么行为在道德上是好的。除非人们做出这些行为是因为它是好的,而不是因为别人也这么做。但是,在孩子的心灵还没有任何感觉的年龄,他们只能被引导着去模仿别人的行为,直到他们自己可以公正地、由于热爱善而做出这些行为的时刻为止。人都是模仿者。

这表明: 首先,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具有模仿的特征,文明人的模仿几乎不可避免,特别是对于孩子,模仿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教育的方式;其次,模仿的道德性不在于模仿本身,而在于模仿对象的好坏以及模仿者的动机。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慎重地对人们的模仿行为进行分析和区别。

卢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启蒙哲学所开创的文明社会生活。启蒙哲学在肯定和宣扬人类自我保存欲望的基础上建构社会政治生活的图景,使人类欲望的无限扩展获得了合理性辩护,并把由欲望所引起的对虚妄生活的无限想象和膨胀作为社会道德的基础。在卢梭看来,这种以纯粹自我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竞争和模仿,生存的利益和虚无缥缈的名声成为人们汲汲追求的最终目标,以逃避 “人类战争状态”为目的的启蒙政治社会并没有使人类摆脱 “战争状态”,反而,一切的法律、历史、音乐、戏剧,甚至启蒙哲学本身都成为了人类自我保全战争的奴仆和工具。这就是 “文明人的战争”,它没有消停,而是越加激烈和名目繁多。这将可能使人类社会回复到霍布斯所言的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并最终导致人类社会的不可能和人类的灭亡。显然,在卢梭看来,在这样的社会中,模仿只能是一种为了自身利益、伴随自我虚荣而来的 “嫉妒”,而不是向某种 “好的、美的” 事物的趋近。嫉妒使他们“模仿美的事物,使其衰败,使其显得可笑”,而对 “好的” 事物的趋近的模仿,卢梭则称其为 “仿效”。卢梭试图区分模仿的两种方式,他这样说道:

嫉妒和仿效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差别:仿效促使我们提升到他人的水平,而嫉妒则使他人下降到我们的水平。

启蒙哲学以人类欲望的自我满足作为文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使得人类社会生活变成了欲望的竞技场。在卢梭看来,这种以个体生存来看待人类社会本质属性的哲学,不但没能最终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而且根本上是一盘散沙,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社会。在人性腐败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模仿更多是基于自我利益的嫉妒和破坏,而缺少关注共同社会生活可能性的仿效,只会出现更多只考虑自我而损坏政治共同体的自私鬼,而缺少真正以共同体利益为圭皋的道德楷模,即榜样。因而,卢梭试图通过榜样的教育和引领,把人们对社会生存的理解从狭隘的个体欲望中解脱出来,提升到一种政治的存在,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他似乎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 “人是政治的动物。”

可见,在卢梭看来, “大部分没有接受和爱弥儿一样教育的文明人,只能面对建立在模仿或仿效基础上的道德”。榜样是爱弥儿接受教育的最后一课,却是培养真正公民的第一课。为着政治共同体的利益,为了政治共同体的不断改善和道德提升,卢梭急切需要树立一种榜样,以期引导和改变目前日益腐败的人性和社会现状。

二、传统的榜样: 苏格拉底、卡托和耶稣


在著作中,卢梭屡次提及苏格拉底、卡托和耶稣,他通过对这几个鲜活例证的分析,表明了传统哲学中人类生存的几种最高可能性。这些伟大的典范人物在不同的生存标准之下都被卢梭称为 “最伟大的人”,因而都是最值得仿效的榜样。然而,卢梭同样根据这些标准,论述了这些思想者的不足,从而为自己在新的标准和背景下创造新的榜样人生打下了基础,“在赞誉措辞方面和分辨不同评判标准方面,卢梭具有独特的精确性”。

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他生存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对一种符合自然的生活的欲求,这使得他能享有人类最大可能的独立和自由。卢梭在许多地方都承认,追求一种符合自然的自由生活,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最高期待,因而,苏格拉底的生活也是 “最幸福、最具智慧和美德的生活”。从自由的标准衡量, “自然人和苏格拉底都将得到最高的评价”。

然而,哲人的美德必须建立在某种与社会疏离的基础之上,苏格拉底的自由生活的理想不仅与现实政治社会相差甚远,也使社会中大部分人望而却步。卢梭说道:

哲学教诲的无意义就隐藏在哲学存在的条件

在卢梭的分析中,卡托则是公民美德的典型,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共同体,在他人的幸福中追求自己的幸福。在某一个残篇中,卢梭比较了苏格拉底和卡托的不同,他说道:

苏格拉底有能力在僭主治下生活,因为他可以在任何地方保存自己的自由。卡托憎恨僭主之治,因为对他而言,个人的自由还不够,他要所有的公民都自由。

哲人的高尚品德建立在对自身幸福的关注上,是人类自爱天性的一种精练方式,而卡托则在与社会的关系中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他 “是一个分数的单位,是依赖于分母的,他的价值在于他与共同体的关系”。因而,从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卡托被称为 “最伟大的人”。

对他人和共同体的关注,使得卡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品德。爱国主义是对公民自由的 “爱” 和保护,它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带着公共精神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通过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逐渐形成良好的政治风尚,而良好的风尚反过来又不断培育着这种美德。英雄德性则是公民德性的最高标准,它的使命和天分在于通过灵魂的力量 “强迫人们幸福,并使他们爱上幸福”。英雄的德性就像一座灯塔,“照亮精神,延展天分,并赋予其他所有德性以能量和活力”。卡托通过把自我上升到一种政治存在,使得其完全沉浸于公共事务当中,并提升到极限,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效用。在卢梭看来,卡托最伟大之处,正在于他有能力成为楷模,激发他人的仿效热情,因而,他是一个对他人、对社会、对祖国更有用的人。

然而,卡托的榜样人生仍然需要一定的条件: “卡托能够激发起仿效热情的对象,只能是那些相对不受道德败坏,还有可能成为公民的人,或者是那些虽然道德败坏,但他还可以加以个人支配的士兵。”在一个极度腐败的社会中,卡托的人生要么成为社会腐败的牺牲品,要么成为大众嫉妒嘲弄的对象。卢梭身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这使他不得不反思卡托的榜样人生在教化大众中作用的局限性, “在道德败坏的年代,卡托的人生是有用的提醒,但却不是为了达到一种广泛实践效果所必需的模仿典范”。

耶稣作为上帝之子,在习俗惯例上他比苏格拉底更加独立自由,同时,他宣讲的教义引发了人类 “效法基督” 的热潮。这使得他的行为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用和政治意义, “耶稣似乎既体现了苏格拉底的某些特殊优点,又体现了卡托的另外一种与之相反的优点”。

耶稣掀起了人类社会的一场 “革命”: 他的悲悯天性和自我奉献的教诲减少了社会的罪恶,提升了人类的道德品行,通过无数的模仿者,基督的榜样人生得到了发展和流传。然而,在卢梭看来, 作为 “纯粹而又朴素的福音书宗教”,耶稣的基督教使人们把内心和灵魂奉献给一个彼岸的精神王国,他们 “一心只关怀天上的事物,基督徒的祖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正因如此,耶稣的榜样教诲会使得人们更渴望 “天堂里的幸福”,从而消解了他们对政治共同体的关注。基督教虽然减弱了社会中的腐败和恶,但同时也彻底毁灭了社会精神,扼杀了公民制度的任何可能性背景。卢梭在论及基督教时说道:

更有甚的是,它远不能使公民全心全意依附于国家,反而使公民脱离国家,正如他们脱离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那样。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加违反社会精神的了。

因此,从政治方面考量,卢梭认为,耶稣的榜样人生也仍然存在着缺陷: “他那毁灭性的缺陷,也就存在于他那完美性的本身之中。”

三、卢梭的榜样形象


卢梭通过对苏格拉底、卡托和耶稣这三个传统榜样形象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他们之于政治社会的优势和缺陷。卢梭既把他们互相比较,也把自己与他们一一对照。他这样做,并非是要把自己等同于这三个传统的典型形象,而是要把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他试图树立自己的榜样形象,并通过亲自示范为人们提供一条在 “文明腐败”的社会中重建政治生活的可能路径。

卢梭把新的榜样形象看做自己一生的追求,他通过对自我的历史书写向每一个读者展示了榜样是如何炼成的。笔者在本文将对卢梭已经成型的榜样形象进行静态分析,以期勾勒出他所塑造的新榜样的基本特征。

1. 孤独的自我

在卢梭看来,文明社会腐败的根源在于人类对自我本性的遗忘,虽然自我保全的欲望根植于人类自爱天性,但社会的作用却使得人们逐渐疏离自我,欲望的无限度增长,使得人们在虚饰的社会中愈加远离人的天性。文明社会的迷雾笼罩在人类身上,越积越厚,使人的灵魂几乎无法辨认,就像海神格洛巨斯的雕像,由于 “不断遭到天气和海水的侵蚀与狂风暴雨的吹打,已经被弄得不像一尊海神而像一头猛兽”。人类身上 “自然的声音” 几乎就要泯灭,而且,更可悲的是,大部分文明人已经失去了逃离社会牢笼的勇气和能力: 文明人生于斯,死于斯。

因而,要重新理解人性和社会本性就必须从“逃离”腐败的文明社会开始。卢梭把自己逃离文明社会的过程看成是 “阴谋”的结果。但其实形式并不重要,关键是卢梭回到了一种“孤独的存在”。在 《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的开篇,卢梭说道:

我就这样在世上落得孑然一身,除了我自己,再没有兄弟、邻里、朋友,再没有任何人际往来。最合群、最富爱心的人啊,竟然被众口一词地排斥在人类之外。

社会的排斥迫使卢梭回到自身,在一种孤独的状态下,他开始认真思考自身的存在和灵魂的真正需要。可以说,正是这种孤独的思考,使得卢梭不仅获得了真正的幸福,而且看清楚了文明社会腐败的根源和人类灵魂的真正需要。在一定的意义上而言,卢梭的孤独并不是完全生活在社会之外,而更多地指向内心和灵魂。通过与社会的疏离,他获得了自我的幸福和关于人性及社会的真理,从而为重新进入社会,建立一种新的榜样形象打下了基础。

2. 爱

爱是人类理解他人和社会,并最终走向他人和社会的根本动力。爱弥儿的第二次诞生正是他从自爱的天性逐渐走向他人和社会的过程,从自爱到友谊再到爱情,从关注自我到关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再到对社会普遍的爱的理解和关注,“正是通过由自爱向他爱的情感转变,孩子的生命不断扩展,青年人心中培养起博爱的种子,并开始产生出关于人与人关系的道德意识”。

与爱弥儿爱欲的自然成长相区别,卢梭通过自身在文明社会中的境遇,从反面印证了爱对于人类理解人性和社会的意义: 卢梭的 “诞生”来自于对华伦夫人全心全意的爱。他通过把自我完全献给华伦夫人而重新发现真正的自我,正像戴维斯所分析的: “假如卢梭从来没有无自我意识的爱过,他就绝不会形成一种对自己的感觉。卢梭通过爱一个人及反思那种爱发现了他的自我。”爱让他认识了人类的天性。可以说,正是来自人的自然本性中无法阻挡的爱欲,消解了文明社会对自我的关注,激起人们对他人与社会的爱与责任。在卢梭看来,这是社会道德建立的基础与动力。

可见,卢梭所说的爱建立在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与把握基础上,它是人类相互理解并组成适合人类天性的政治社会的基础。没有爱的存在,人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人,更不可能组成一个真正的政治共同体。当文明社会把卢梭当成一个“憎恨人类者”和 “厌世者”时,卢梭通过描述自己对自然幸福生活的爱、对天真的孩子的爱表明了自己对真正的爱的理解,因为这些才是真正的 “可爱之物、可爱之人”。通过爱,卢梭重新转过身来开始思考良好政治社会的可能。真正理解爱是卢梭榜样人生的基本要求。

3. 写作

在论及卡托的局限性时,卢梭肯定了在文明腐败的社会中直接践行公民理论有可能遭遇的阻碍和牺牲,因而,转变一种进入社会的方式,以达到既对社会产生影响,发挥榜样教育力量,又能够防止社会迫害的目的,是一种必要的审慎。

卢梭对社会的关注来源于他的写作,他把人性和社会的真理通过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并传播出去,影响他人。对卢梭而言,他的著作几乎等同于他自己,等同于他对社会的理解和关注,正像他把 《爱弥儿》 和 《新爱洛伊丝》 作为自己爱孩子的证明,以此来回击别人对他不爱孩子、甚至不爱人类的指控。他说道:

我在我的作品里记录过,我自己完全投入这项研究,非常小心谨慎以至于不能不带着愉悦来完成它,要说 《爱洛伊丝》 和《爱弥儿》的作者不爱孩子,那真是世界上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了。

正因为如此,卢梭非常在意自己作品的完整和担心被人篡改。《忏悔录》中,卢梭多次提及关于自己作品的出版问题,他担心著作的被人篡改和误解甚于对自己生命的担心。

“卢梭的社会天性似乎来自于这个事实———他写书”。写作是卢梭重建新的榜样的关键一步。他认为,写作的方式相对于文明社会的现实而言,具有两个优势: 一方面,写作使卢梭与文明社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使他不仅能够客观地研究人性与政治社会的真理而不受外界打扰,而且还在社会的边缘获得了自我的保存和幸福;另一方面,在著作中的 “真实”与 “现实的真实”之间,卢梭能自由地、有意识地进行处理,从而使得真理能得到最严肃、最有效的表达。

卢梭把关于人性与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潜藏于文字之中,以期在未来的社会中觅得知音,从而成为未来人类的榜样。他坚信自己有朝一日将获得机会。即使他的肉体已经腐坏,但其精神将永世长存,因而,榜样的力量也将永世长存。当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把自己定位为卢梭的崇拜者时,卢梭已经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卢梭对榜样的渴求和自我塑造来自于对“文明腐败社会”现状的思考,以及对改变现实人性和政治状况的强烈责任感。孤独的自我、爱和写作是卢梭塑造的新榜样形象的基本特征。这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不可分割: 孤独的自我是前提,对真正的爱的理解和把握是动力、基础,写作则是一种树立榜样影响的有效方式。

四、结语


卢梭对榜样的渴望以及对榜样新标准的探索,使我们对榜样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 真正的榜样在于他有能力和意愿使自己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把自我的存在提升到一种政治的存在。文明社会中的人都是模仿者,正因如此,一个好的榜样对于政治共同体的改善和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 “偶像崇拜” 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要被迫去模仿各种各样的人,模仿是我们生活的本质。然而,一方面,人们强烈地崇拜明星、大款等人物时,往往只看到了他们的个人成就,而忽略他们对政治社会的思考和贡献。这种模仿导致的是人们欲望的不断膨胀,导致攀比、嫉妒、无休无止的尔虞我诈等不良风气的加剧。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只有把自身的成就和幸福与政治社会的贡献结合起来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榜样。因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何社会中树立了这么多的楷模和 “感动人物”,我们的社会风尚却仍然差强人意。另一方面,社会上所树立的许多公共人物往往只是现实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或盲目依附赞美者,他们缺乏对何谓真正人性、何谓真正政治社会的思考和把握。也许我们正处在卢梭所言的 “文明腐败社会”,因而,我们需要更多地真正了解人性和政治社会的公共榜样,引导教育大家不断改善人性和社会,在政治社会中获得幸福。卢梭的新榜样人生对我们思考榜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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